医疗纠纷根源分析
——肃州区卫计局维护社会稳定调研材料
随着经济发展，人民群众对健康服务维权意识、医疗服务效果期望不断提高，加上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得到了一定缓解，有病就医已初步实现，各级医疗机构就诊患者数量显著增加，医疗纠纷大幅上升，已经成为社会焦点之一，对医疗机构、医务人员诊疗行为及临床医学科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。医疗纠纷发生有医务人员技术、责任因素，但医疗纠纷产生多、处置难度大，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，分析如下。
一、投入不足，医疗机构具有较重趋利性，影响了医疗机构在患者中间的威信。因长期以来，医疗卫生事业投入不足，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创收维持发展和运转，各级医疗单位均带有较重的创收指标，特别是基层医疗卫生单位，曾长期靠借债、拖欠药品款、拖欠职工工资维持运转，加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少、配套资金难落实等原因，积累了巨额债务，背负沉重的债务和信用包袱，为提高经济效益，超范围诊治、小病大治、开大处方、偏爱手术等趋利性诊疗服务，使医疗机构公益性难以从财政支撑上得到保障，医疗机构带有严重的趋利行为，面对较高的医疗成本，患者怨气较大，特别是遇到人财两失等情形，患方损失较大，医疗纠纷一触即发。
二、医疗资源不足，医疗纠纷隐患持续加大。由于以下原因：即收入增长，加上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高，群众实现了有病即医的基本需求；群众健康意识提高，就医行为增加等，使医疗卫生单位患者持续增加，面对大量的就医群体，医务人员处在高度紧张和连续运转之中，身心疲惫，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严重受挫。特别是数十年间，大多数基层医疗卫生单位未分配过毕业生，未输注过新生力量，大多数医务人员原地数十年，无法及时到上级医疗机构进修，普遍存在人才断档、业务骨干紧缺、技术老化、服务质量不高等现象，相对于层出不群、日益复杂的疾病因素和群众诉求，医疗安全隐患较大，服务质量难以保障，产生纠纷在所难免。
三、依法处置力度不够，助长了“医闹”及医疗纠纷势态的进一步恶化。从发生的医疗纠纷来看，大多数患者往往“信闹不信法”，不愿意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司法程序，采取的措施一是通过“闹”医疗机构，达到经济补偿的目的。医疗纠纷发生后，患者纠集亲朋好友、街坊领居、甚至不惜雇用“医闹”，在医疗机构设置灵堂、摆放花圈，在医疗机构纠缠谩骂，使医疗机构无法正常开展工作。而碍于患者及家属面临的伤痛，强力机关也只能对打、砸等过激行为予以制止，无法对扰乱正常医疗秩序行为开展强制措施，闹方往往有恃无恐，最终迫使医疗机构花钱息事宁人。二是纠集多人到政府机关反复上访、围攻政府机关，扰乱正常工作，造成社会影响，迫使医疗机构花钱息事宁人。三是缺乏基本医学科普常识，对疾病本身造成的风险认识不足，对疾病造成的痛苦缺乏心理承受预期，认为走进医院，责任应该有医疗机构全权负责，一旦发生意外，往往把损失或痛苦转嫁至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，刻意搜寻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过失，甚至采取过激行动，围攻医疗机构、医务人员，达到弥补损失，消除痛苦的目的。四是不排除部分患者恶意围攻医疗机构，迫使医疗机构拿钱，谋求自身不当利益的可能。
四、医疗质量管理水平及医疗服务能力需不断提高。不可否认，从产生医疗纠纷的医方原因来看，医疗机构内涵建设需要持续提高。一是存在部分医疗机构管理不规范、不到位，随意性较大，遵守规范意识不强，核心医疗制度不落实，甚至在患者或其家属发生疑问时，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书，甚至提供的文书对患者产生了更大的疑问，对医务人员的责任心、正确性产生质疑。二是部分医务人员责任心不强，存在疏忽大意和技术过失。三是医疗机构在处理纠纷时存在严重的畏难现象，不主动、不及时、不善管或不敢管，致使患者及家属感到医院无诚意解决问题；或对差错事故采取遮掩、回避、推卸责任，引起患者和家属的强烈反感，进而采取过激行为，引发纠纷，扩大事态。
医疗纠纷产生由其深刻的历史原因，部分机制体制性因素，如医疗机构进人、编制、财政保障、医务人员待遇偏低等，并未得到解决，导致医疗纠纷高发、且处理难度越来越大，对此，我们认为：
一要强化管理，切实落实核心医疗制度，不断提升医疗行为的规范性与合法性。各医疗机构要加强管理，强化制度落实，把核心医疗制度贯彻到诊疗的各个环节，切实杜绝医疗差错。要加强培训和学习，从医疗卫生法律法规、专业技术知识技能、医患沟通技巧等入手，牢固树立诊疗质量意识、依法行医意识、规范意识，时时事事防范和绝度差错事故。要加强协调沟通，使诊疗信息公开、与患者对等，使诊疗行为至始至终让患者理解、明白、支持，使知情同意与诊疗活动同行，避免产生误解误会，从源头上防范医疗纠纷。
二要加大投入，实现医疗卫生经费的依法投入和持续增长，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。建立与国民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的医疗卫生事业投入机制，保障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，避免公立医疗机构从诊疗活动中获利、牟利，甚至下达创收指标，迫使医疗机构以经济效益保持发展和运转。要建立符合医疗机构实际的、自主选人、用人，相关部门监督的进人机制，使医疗机构人力资源与承担的诊疗业务相适应，避免人力不足，使服务质量下降、差错增多。要不断提高医务人员待遇，使医务人员待遇与从事的高风险、高压力工作岗位相适应，激发医务人员工作的积极性、创造性、探索性、钻研型，能够爱岗敬业，潜心从事诊疗行为，愉快地、有尊严地从事诊疗活动，避免差错事故产生、进而引发医疗纠纷。
三要及早着手，发挥强制职能，坚决打击违法医闹行为，保障正常医疗秩序。发生医疗纠纷要严格依法解决，坚决反对和打击认闹不认法，以“闹”牟钱、讹诈医疗机构的行为。在纠纷初期，强力机关应当及早介入，对扰乱正常医疗秩序的行为要按照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坚决予以打击，避免事态扩大、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时，难以制众。要坚决打击“医闹”，对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的参与人员进行身份确定和限定，查处和威慑专业“医闹”，面对专业“医闹”，强力机关应当有办法、有手段、有作为。要维护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，对围攻医疗机构、医务人员等行为要依法查处，避免出现“只要不打、不砸、不烧”，强力机关就无所作为的现象，使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受辱无处诉，违法行为逍遥法外，患者纷纷效尤的现象。相关政府部门要坚决支持依法解决医疗纠纷，避免因怕影响扩大、上访等，片面追求“稳定”，无原则的要求医疗机构赔钱息事宁人，助长医疗纠纷以“闹”解决的不良风气。
四要强化医学科普，理解医疗行为的特殊性，树立正常的疾病风险承担心理。要大力开展医学科普知识教育，使人民群众和社会媒体充分理解医学科学的未知性，即：医学是一门探索性、经验性的学科，直至今天，我们对许多疾病的发生原因还不了解，已知发病原因的，大半也难以治愈，对许多药品副作用的认识非常有限；要理解医学科学的特异性，即人体的基因不同，体质不同，情绪不同，所处环境不同，因此患者疾病表现、治疗效果也不同。患者患病本身即为风险和损失，不能对治疗效果和转归过于理想化，不能一味地把患病后的风险和损失转移至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，要正确理解和对待因病产生的后果和损失。
五要积极探索，确保畅通，逐步建立新的医疗纠纷解决新途径、新办法。妥善解决医疗纠纷，既要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，也要保护医院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，还要有利于医学科学进步以及医学科学的发展。现有医疗纠纷解决途径中，司法程序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间长，不确定因素大、需付费，患者往往不愿意提起鉴定，既是医疗机构提起鉴定，患方也不愿意等候，更不用说走司法程序。双方协商解决往往缺乏共同点，无法举行。从患方已得的效益来看，“闹”的解决效率和效果的确最理想，而且“闹”的动静越大、“闹”的层次越高，收效越大。因此，建立快速、具有公信力的解决途径或第三方解决途径（如人民调解委员会）迫在眉睫。第三方解决途径应当有司法等部门承担，不应由卫生部门主导，避免使患者认为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，失去公信力。同时，作为专业性较强、法定的结论判定机构，医学会要不断强化和完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，缩短承办和鉴定时限，提高效率，提高及时性，减少收费或不收费，切实开展独立的医学鉴定，维护公正性和公信力，对客观、公正的判定医疗损害的责任，仍不失为有效地解决途径。
医疗纠纷是一把双刃剑，在扰乱正常医疗秩序、损害医疗机构正常利益、挫伤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同时，也为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埋下了伏笔，部分基层医疗单位为了规避医疗风险，选择了、缩小业务范围、减少业务数量等措施，使本能在基层医疗单位解决的疾病，转移到上级医疗单位，加大了诊疗成本，浪费了医保基金，新农合报销实惠随即抵消，基金压力增大，新的看病难、看病贵急剧产生，因此认真研究和解决医疗纠纷，是切实维护医患合法权益、维护社会稳定、促进医学科学良性发展、使医改实惠落到实处、保障小康社会顺利实现的重要前提。因此，各级政府应当高度重视，从根源上解决纠纷产生的机制体制问题，保障医机构公益性，通过促进医学科学发展，满足群众诉求，规避医疗纠纷发生，维护正常社会秩序。（肃州区卫生局供稿）
